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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11-07编辑作者:科技产品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世纪老人——冰心与叶圣陶。选自《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

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的主流体裁是纪传体,编年体一直处于相对薄弱的状态。此前虽然有陆侃如、傅璇琮、曹道衡、刘跃进等先生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编撰出版了《中古文学系年》、《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南北朝文学编年史》、《秦汉文学编年》等巨著,但就整个文学史来看,仍留有大量空白。尤其是宋、元、明、清及现、当代部分,历时千余年,文献浩繁,作家众多,而相关研究成果却不多。这样一种状况,自然不能令人满意。 陈文新教授主编的18卷《中国文学编年史》,规模宏大,涵盖古今,是编年体中国文学史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它在文献使用、撰著体例、文学史观念等诸多方面开拓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新领域。 《中国文学编年史》是一项基础性工程,它特别重视文献使用的原始性和可靠性。顾炎武曾以“铸铜”比喻著述,把一味借取二、三手材料称为“废铜充铸”,把用心开掘一手材料的努力称为“进山采铜”。前者会导致信息衰减,后者才能增添新信息量。文新等作了“进山采铜”的艰苦努力,大量文献都是由编撰者第一次搜集整理,并对相关史料做了有效辨认和订正。例如《四库全书总目》称元代诗人陈泰是诞祐二年进士,《中国文学编年史》则根据刘诜《桂隐诗集》发现陈泰在延祐二年并未考中进士。类似的辨误工作在《中国文学编年史》中为数不少,尤其是在吸收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同时,对今人整理本中的标点错误、作家辞典中的生卒年错讹或疏漏等,都尽量予以纠正或补充。在处理基本文献方面的严谨和审慎,使得《中国文学编年史》具备很高的可信度。同时,它以直接征引文献为主而不加主观判断,文学研究者又可以从中发现各种新的课题和研究思路。 《中国文学编年史》在体例设计方面具有开创性。它采用了若干与一般编年史不同的做法,例如在时间段的设计上,不仅采用年、月、日这种向下的时间序列,还增设了分阶段、时代这种向上的时间序列,并分别以引言和绪论与之对应。又如在收录作家生卒史实的同时,分别撰写小传和征引文学史上对该作家的权威评价。此类做法既发挥了一般编年史的长处,便于呈现文学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同时又弥补了一般编年史不便于整体观照的短处。 《中国文学编年史》是新的文学史观念的一次成功实践。近20年来,学术界不断呼吁“重写”文学史,出现了像“悬置名著”、“进入过程”、“大文学观”、“话语体系”等很有价值的研究思路,但在具体写作中能体现这些观念的文学史著作,尤其是通史性著作并不多见。《中国文学编年史》则在诸多方面实践了新的文学史观念。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大量在以往的文学史著作中很少被人注意的作家、作品或史实,进入了编撰者的视野。例如明代的董坛,仅有《存吾稿》一卷存世,算不上重要作家。但他从早年迷恋写诗,到追随王阳明,再到潜心佛学,这样的人生趣味和选择,显然具有文学史的意义。又如清代的洪亮吉,坐馆、入幕、入四库馆校雠、代他人作文,收入各是多少,这类史实进入文学史,可以让我们对作家的物质生活状态有所了解。诸如此类,《中国文学编年史》所呈现是可闻可见的、具有过程和细节的文学生态,而不再是著名作家的“点鬼簿”。 作为第一部完整、系统地呈现中国文学发展历程的编年体著作,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为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具有重要的意义。由此出发,我相信,中国文学研究必将开辟新的发展前景。更重要的是,陈文新教授和全体参与编撰的专家学者,潜心治学、力戒浮躁、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必将对当前的学风产生积极的影响。

王泉根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是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领域首部编年史著作。上起1900年下至2016年的时间节点圈定,显示出作者敏锐的学术判断。1900年,梁启超发表《少年中国说》,疾呼“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拉开我国近代儿童观走向现代的序幕,推动现代性儿童文学步入“发生期”。2016年,曹文轩荣获国际安徒生奖,标志中国儿童文学由吸收借鉴外域到与世界儿童文学水准的比肩而立,中国儿童文学走过了一个世纪的“自觉”之旅。

编年体文学史的编撰与研究,20世纪90年代末从古代文学领域兴起,逐渐延伸至现当代文学,并成为趋热的学术增长点。因研究重心不同,一些文学编年史没有怎么涉及儿童文学。而儿童文学的自觉,是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发展同频共振的。20世纪涵盖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直至壮大的文学历史。儿童文学研究界亟待在这一基础领域有所开拓。从这个角度而言,这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具有拓荒意义。

这部论著延续了王泉根“如牛力耕”的治学态度。开篇引用鲁迅的四则箴言折射出著者强大的使命意识,“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鲁迅说过:“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王泉根常常将之视为自己的学术理想与学术夙愿,虽深知其“知易行难”,却40余年深耕不辍。这次,他沉潜于浩繁史料,不断拓展儿童文学史学研究的疆域。编年史以儿童文学史实发生的年、月、日先后为序,收入文学运动、文学思潮、文艺争鸣、社团流派、文学交往、作家作品、理论批评、报刊沿革、文化文学政策,以及与文学发展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事件等背景材料。这项工作,始于1996年,至今已20余年。

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将学术研究之风分为“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称二者如日昼月夜、暑夏寒冬一般相互推代,相辅相成,方可以得“相需之益”,促使学术大成。年轻学人有时会急于建构某种新的理论以成其“独断之学”,王泉根却始终对陈年的资料投注大量研究精力,罕做高蹈的理论推演。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其研究思路的保守或守旧呢?恰恰相反。这正显示出王泉根敏锐的学术判断。“文学编年史”研究的价值,在于它已然成为一种介入文学研究的新方法,呈现出与文学史的宏观叙事迥然不同的微观实录,也因而提供了重返文学现场的文学、史学交叉路径。

儿童文学编年史的编纂,强调对文学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并力求全面、客观地呈现史料,不做主体阐释,让文学回归所在历史文化发展区间,让史料本身说话;同时又建立在极为可观的阅读视野与关注视野之上,以史家特有的“见地”,对众多史料进行甄别,以“成一家之言”。编年史各年份以“本年时政”开端,以社会学整体视野,将文学还原到彼时的文化背景之下,触及与文学发展相关的诸多方面。编年体对文学史料所采取的以时间为序、客观陈列的态度,既利于展现出一些以前未能引起注意的史料,更能呈现出各种因素之间的微妙关联,在最大限度上还原并丰富文学史的真相。如1918年“本年时政”首条即为“《新青年》改用白话和新式标点符号”。正是这个背景,才为儿童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浅显易懂的文字载体的可能。于是,同年4月,刘半农现代诗坛第一首反映儿童生活的白话长诗《学徒苦》的问世;同年9月,周作人发表《随感录》,批评文言翻译童话的弊端……编年史所给予的这种立体的史学视野,使儿童文学的发展进程变得真实可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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