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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志文学大有可为,人民文学

日期:2019-12-05编辑作者:科技产品

“新方志文学”的命名也许有点标新立异,但类似的说法很早就有。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出来之后,就有人称之为“新方志小说”。还有更多的作品被称为“新方志报告文学”,如前面提到的《城市与人》《中国,有一座古都叫大同》《我的天堂》《国色重庆》《城记》《我们这五年》等,它们都关乎地方的前世今生,都是为地方、为故乡立传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如族谱、家谱、志书类的报告文学也已出现不少,被人称为“史志报告文学”。赵渝在谈到史志报告文学的特点时曾说,这样的作品具有新闻性和现实性,可以引导作家从对历史幽深之处的追索和探问开始,最终回到对现实性的关怀上来。而这一点,也是我们对新方志文学充满期待的重要原因。

“新时代纪事”与新文学标尺

往前一点追溯,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地方性知识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动的文学书写,就已经出现在了不少作家的笔端。蒋巍的《闪着泪光的事业》写高铁建设的辉煌速度;《惊涛有泪——南阳大移民的故事》写的是为了支持南水北调等国家重点项目建设作出贡献和牺牲的南阳人的风姿;《这里没有地平线》刻画模范村支书文朝荣的动人形象,写“苦甲天下”的贵州毕节海雀村脱贫致富的艰辛历程;李春雷的《塞罕坝祭》写一百多名大学生为改变京津地带风沙危害,五十多年无怨无悔,终于造出了世界上最大的一片人工森林的事迹;张胜友的《风从海上来:厦门特区建设30年》写城市变迁等,已经开始彰显出新方志文学的品质。稍后,以“非虚构小说”命名的乔叶的《拆楼记》《盖楼记》,以及韩作荣写长沙的《城市与人》,聂还贵的《中国,有一座古都叫大同》,何建明写苏州的《我的天堂》、写重庆的《国色重庆》,王军记述北京城半个世纪沧桑的《城记》,李文明《我们这五年》写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十二五”期间的重大发展变化等,其艺术描写的现实关怀,也都指向了地方性知识的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迁。欧阳黔森的《看万山红遍》更是在新时代的历史巨变中,融入了自己浓浓的乡愁。这里的乡愁不同于传统意义的游子情怀,而是包括生态自然、现代化速度、脱贫致富、社会和谐等愿景在内的乡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在这里蕴含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大理想。

《人民文学》的艺术探索也致力于对文学新人的挖掘扶持。我们往往从年轻人那里最先觉察多元化的格局,各种生活与观念相互碰撞、交织,尚未完全成型的现状、理想及其审视正借由文学抵达其探索的功用,关于人性异化、精神困局等问题的审美情感与智性呈现既昭示着年轻人敏锐的文学自觉,也显露出《人民文学》对青年写作发展的独到眼光和包容心态。2018年,《人民文学》继续设立“90后”栏目,先后刊发小托夫、韵竹、谈衍良三位作者的短篇小说。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人民文学》注意到这批青年作家集体登场,创作风格饶有新趣,作品里时代新人形象层出不穷,于是在2017年以代际命名开设栏目,以便为他们的写作提供更加广阔的平台;另一方面,《人民文学》作为国刊之所以未率先设立此类栏目,主要在于对命名产生的局限性始终保持警惕和迟疑,而在这一问题上,《人民文学》已有意识地进行了必要的补白和权衡——

(作者:杜国景,系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贵州民族大学教授,此文系贵州省社科规划办重大委托项目《欧阳黔森创作的历史理性与价值建构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GZWT01)

经由一年的编选打磨,“新时代纪事”已从新栏目的创立演进为一种新文学标尺的设立,新时代的文学事业,关于人的本质命题、价值定位的沉雄思考,作品的书写方向、精神坐标、气象格局等,理应回应激荡的宏大现场,文学未完成的历史建构应存活于以人民为中心、以时代为依凭、以家国为根底、以传统为基础、以世界为参照的场域之中。我们也可从其他延续性板块中觉察这一标尺,李彦《何处不青山》发表于“非虚构”栏目,作品以鲜活事件塑造白求恩纯真率性、满怀激情的丰满个性,医疗队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伟大贡献和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在人性的复杂深邃中散发切实的光辉。“剧本”栏目刊发了步川、李蓬荻的现代戏《方志敏》,对弋阳高腔特点的创造性继承为人物心理的表达提供艺术便利,浓郁的生活气息把读者的情感共鸣不断引向家国大爱,方志敏崇高的革命精神融于剧本文体特色,以鼓为节、调喧音亢的唱词是人心与信仰之歌。此外,2018年《人民文学》以专号的形式于第6期推出“少儿成长主题”,关注新时代孩子的“成”与“长”;又于第8期推出“强军文化主题”,彰显新时代家国气象。

方志与文学,自古以来关系密切。有些地方志本身就是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如《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两京赋》《三都赋》。在《三都赋》的序言中,左思明确说:“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不少地方志的“艺文”部分,或收录文人、诗人的作品,或关乎他们的经历、传记,是文学研究的宝贵资料。至于地方志所记载的“一方之事”(谭其骧对地方志的定义),则可以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与地方自然地理、名胜古迹有关的诗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不胜枚举,明清两代的地方志中大量地收录的“景观诗文”即是突出的例子。直到当代,这样的作品仍不少,如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之类。显而易见的是,融入了时代变迁内涵的独特自然地理、山川名胜,能够唤醒诗人沉睡的诗兴。反过来,景观诗文亦能提升地方的文化品相,让它们享有更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便是“诗以地兴”“地以诗传”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鲜见。

人民文学;写作;作品;新时代;文学

当前中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实实在在写在祖国的山河大地上。不要说数十年前,就是和数年前相比,各地山川地理、城市和乡村建设、文化开发、交通、通讯、旅游、风俗所发生的改变,都会令人生发出由衷的感慨。一个突出的事实是:作为国家地情资料最权威也最为完备、最具连续性的地方志,即便最新编撰,也已经明显跟不上新时代巨变的节奏。在这样的形势下,文学反映现实并及时记录“地方性知识”的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迁,就变得非常紧迫、必要甚至时尚起来。这样的作品既尊崇以文学方法反映新时代巨变的美学规律,又是对方志记录地方舆地、物产、风俗、传说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可称之为“新方志文学”。

新时代的《人民文学》树立起自身独特的表达,文学要进入生动丰繁的现实内部,要以审美的样式呈现文学和发展的规律与旨归。而无论是宏大主题书写还是微观生活描摹,我们从中明见着《人民文学》与作家队伍之间长期保持的坚实信赖关系、持续互补能力和在场倾听效用。

从前面提到的那些具有新方志文学特征的作品看,新方志文学在描写新时代历史巨变时,首先关注的是地方性知识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动过程中人的行为与精神风貌,其次才是面对历史巨变时的“验之方志”“稭之地图”意识,这就与地方志的写法和成规有了内在的联系。在作家笔下,地方志所记载的“一方之事”,会成为文学描写的重要参照。以欧阳黔森的《看万山红遍》为例。作品不仅记录“地方性知识”的变迁,不仅有对当地风俗、传说、物产、舆地的追述和介绍,它更在意的是“地方性知识”变迁过程中人的精神、心理和性格描写。如果说旧地方志的一大特点是只关注现实变迁的成果、结果或现状的话,那么,《看万山红遍》用文学的方法描写地方事物、叙述地方的历史巨变时,更注重的是现实变革中人的作用。它要铺陈、呈现的是过程,因此需要以充沛的激情呼应时代精神,需要撷取历史性变迁过程中时代社会各种因素,尤其是能够给地方历史性巨变带来巨大影响的人的性格、心理与精神风貌。在《看万山红遍》中,“万山”既是地名,更是毛泽东诗词的英雄气概与雄浑意境,隐喻新时代的宏伟画卷。同时,万山还寄寓着作家的乡愁。《看万山红遍》既是在讴歌新时代,也是在书写蕴含着生态自然、现代化速度、脱贫致富、社会和谐等愿景的乡愁。以此为基点,在描述万山“地方性知识”的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动时,欧阳黔森的着眼点始终离不开《万山志》《铜仁府志》等地方志,不时以地方的建置沿革,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山川地理、物产、风情、风物、风俗的今昔对比作为参照,以衬托新时代的巨变。这就是新方志文学极有代表性的写法。从现实关怀的角度,《看万山红遍》需要有精准扶贫、脱贫攻坚过程中感人的情节和细节,在写到具体的地方历史、地理、物产、风情,包括刻画人物心理、性格和精神风貌时,欧阳黔森还借助民间故事、传奇、传说、掌故等,让自己的叙述变得更加形象和生动起来。这种史志与文学相结合的写法,是一种新的尝试。作为一篇为地方、为家乡立传的作品,也许欧阳黔森并没有“新方志文学”的自觉,但他的地方文化自信非常强烈,“新地方志”纪事的色彩也非常明显。铜仁、万山将来修志,《看万山红遍》将会是重要参考。从这个意义说,为地方志编撰积累资料、素材,甚至提供视角和思路,也是新方志文学的一大价值。

作家作品与渊源勘探

文学与方志之还有一层关系,那便是乡愁。不少地方志对“地方性知识”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动的书写,都有乡土情感的最终依托。由于地方志所记载的主要是“一方之事”,故修志者中,一般都会有乡邦人士参与,有的还是担纲者或主撰者。作为中国地方志中的名家名作,《遵义府志》的主要纂修者郑珍、莫友芝就是遵义人。至于诗人、作家以故乡的“一方之事”来寄寓乡愁者,那就更多了。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文学在历史机遇中不断自我革新,成果斐然。2019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新时代纪事”与新文学标尺检索《人民文学》一年来的选题和栏目策划,深刻的时代渊源和“人”的意义重构勾连起“人民的文学”之内涵,并在原有理念设想与整体建构的基础上不断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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