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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8455手机版】的德国浪漫主义,对生命

日期:2019-06-23编辑作者:科技产品

《夜的颂歌》被称为德国文学中“最美的散文诗”,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也是让诺瓦利斯获得所谓“死亡诗人”之“桂冠”的作品。它是作者为悼念早逝的恋人苏菲而作,把由爱而生的痛苦转变为对死亡的渴望与夜的歌颂。诺瓦利斯描写的“夜”,潜伏和充盈着生命欲望的冲动,是“不需要光”却又比白昼更透亮的欢乐的夜。诺瓦利斯歌颂“黑夜”,并非歌颂经验意义上夜的死寂,而是从超验的意义上,借助夜之静寂,突出心灵对生之欢悦的体悟,感受生命和自我的存在,实际上是通过超验的体悟,表达对生命的寻觅与执着。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打开门窗,让一阵浪漫清风进来也许不无裨益。Romantik(浪漫)是从Romanze(罗曼司)和Roman(小说)那里派生出来的。其实浪漫一词中国本来就有,苏轼曾有年来转觉此生浮,又作三吴浪漫游之句,浪漫在此是放荡不羁之意。舶来的Romantik其音其意都与本土的浪漫甚为契合。如今说起浪漫,中外融为一体。  浪漫是一种精神内涵,浪漫主义则是文学分期,它盛行于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欧洲。这一时期,欧洲处于大分化、大动荡、大变革、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阵痛之中。法国大革命一声炮响,震撼整个欧洲,敏感的知识界顿时失去平衡,产生了精神危机,浪漫主义运动便是危机的反照和产物。德国社会经济落后,处于四分五裂状态,资产阶级软弱,因而其浪漫主义别具特色,起步较早,体系庞杂,影响深远,以致有人把德国文化等同于浪漫主义文化。  法国大革命前,德国文学运动从启蒙到狂飙突进都是相对统一的。大革命爆发时,德国绝大部分作家都欢呼了一阵子。随着革命的深入,雅各宾专政的加强,罗伯斯庇尔必要或不必要的恐怖日甚一日,国王被送上断头台,热烈的欢呼很快转变为强烈的憎恨。野心勃勃的资产阶级新登上历史舞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一切神圣的感情淹没于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文学上形成三大派别。一是以歌德和席勒为首的古典派,他们拒斥法国革命,把革命说成是群众成了群众的暴君,反对在德国人为地制造出类似的场面;改造社会势在必行,但不愿走法国人的路,要通过文学改善社会成员的道德面貌,或者说首先要来抓精神文明的建设。席勒视戏剧舞台为道德法庭,把幸福与困厄、智慧与愚蠢、德行与罪恶昭示于众,以涤荡人的灵魂。要通过审美教育造就完善的人,感性和理智相和谐的人,亦即所谓的古典英雄。古典文学闭眼不看眼前而往前看,为未来描摹人道主义图景。第二派别是雅各宾派,主张文学干预政治,为革命鼓呼。他们书写传单,发表演说,号召起义,甚至建议莱茵区与法兰西共和国合并。席勒对其行动表示殊不可解,认为这将使他们蒙受耻辱。第三个文学派别与这两派并存交叉,也就是所说的浪漫派。  浪漫派也反对法国革命,更反对在德国演出那同样的血腥场面;提出文艺要独立,要作者读者脱离眼前的困扰而回归自身、回归主观;要在文艺中追求美,追求自由,追求无限,使生活诗意化。弗施莱格尔说:浪漫主义的诗艺是一种进步的、包罗一切的诗艺,它的使命是将诗艺中相互分裂的体裁重新结合起来,使诗艺和雄辩术与哲学相联系,还应把诗与散文、天才与批评、艺术诗与自然诗混合或融合起来,使诗充满活力,无拘无束,并使生活与社会充满诗情画意。只有浪漫主义的诗才是无限的,才是自由的。诗人任凭兴之所至,而不能忍受任何规律的约束,此乃它的第一要义。  浪漫派从狂飙突进运动那里接受了对天才的崇拜,将艺术的主观性和非理性强化到至神至圣的地步,放大了艺术家的自我意识。其实这正是浪漫派艺术家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表现,艺术成了政治失意的代偿物。正因为如此,在浪漫派的作品中艺术家自身的问题往往处于中心地位。他们痛苦的经历、孤芳自赏、自命不凡、自我意识,以及与鄙俗的环境所发生的冲突,常常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浪漫派的背后是唯心主义哲学(康德、费希特、谢林、施莱尔马赫、黑格尔、叔本华),在这种哲学的鼓舞之下,施莱格尔、诺瓦利斯、蒂克等人将精神、想象力、诗的创造力抬到吓人的程度。施莱格尔所说的诗人任凭兴之所至,正是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绝妙体现。后来诺瓦利斯也有类似的表述:世界一定要浪漫化……我赋予卑微以高深,俗常以神秘,已知以未知的威严,有限以无限的灵光。如此这般,我便完成了浪漫化的进程。  诺瓦利斯简直成了魔法师,手挥魔杖,念念有词,说声疾!,界限就会消失,腐朽就会化为神奇;大千世界的沉浮完全由其主观精神主宰,宇宙万物成了自我的一统天下。浪漫派追求的是无限,是下意识,是梦境、奇境、幻境,是神怪,是无休止的渴望;它取消信仰与知识、艺术与宗教之间的界限;它强调所有艺术之间的联系;它要建立一种整体艺术,一种包罗一切的诗艺,最后将一切归化为诗。大而言之,这是所有体裁的混合;小而言之,追求一种联觉的效果。浪漫文艺主观随意性强,追求无限这一高远目标,因而结构松散,与古典文学前后呼应、工稳严谨、和谐统一的文体不可同日而语,这在前期浪漫派身上表现尤甚,作品常常采取开放形式,即所谓有头无尾的断片体。  唯心主义哲学最后的归宿往往是宗教。在大动乱的年代许多人处于无树可栖,无枝可依的彷徨境地,宗教便成了最好的庇护所。浪漫派作家的作品或多或少,或浓或淡都带有宗教色彩。诺瓦利斯在《基督教还是欧罗巴》一文中鼓吹宗教是立国之本,认为有着统一基督教的中世纪才是人类的黄金时代。  对待德国浪漫派,以往抓住它的某些弱点常常扣上反动、病态、消极的帽子,全盘否定。其实德国浪漫派远非步伐协调、整齐划一的运动,从1798年施莱格尔兄弟创办《雅典娜神殿》算起,到1830年结束,长达三十多年,经历了不同阶段,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同一阶段也有不同的派别;即使同一派别也各有其侧重点。这里切忌以偏概全,以某一派的特点概括整个浪漫派的特点,以某一人的特点概括某一派的特点。在进行评价时要抓实质本质,不可抓住片言只语而不及其他。浪漫派本身充满着矛盾,应当尽可能客观全面地看待浪漫主义运动。歌德批评过浪漫派,说浪漫派是病态的,浪漫派诗人是病院诗人,可他本人受到浪漫派极大影响,他的《浮士德》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海涅在其《论浪漫派》一书中嬉笑怒骂,对浪漫派进行了批判,但也不得不指出,他也有些偏激,甚至大耍粗口,进行人身攻击;他本人却对浪漫派挥之不去。

诺瓦利斯不是从政治维度,而是从精神文化维度,尤其是从宗教与文学、宗教与诗歌维度,把宗教作为精神和心灵启迪的资源,从而赋予中世纪以内心体悟、感性自我显现的启迪意义和人文传承的正面意义。在他这里,浪漫主义的“自由”观念,经由宗教信仰与人的内心体验的渠道得到体现,也为文学表现人的心灵与情感提供了新方法、新途径。所以,“诺瓦利斯不是保守的僧侣阶级的代言人,对他来说,教会的本质应是‘真正的自由’。”人的精神、灵魂和感性世界如何从科技理性与功利主义的“物化”压抑状态中挣脱出来,精神与灵魂如何得以宁静和栖息,恰是功利主义与工具理性盛行的时代文学与哲学给出的重要命题。诺瓦利斯理论中隐含对灵魂与精神的“人”的追求,也代表当时一部分文化人对人的“自我”与本性的另一种理解。


事实上,诺瓦利斯虽然推崇中世纪,但他并不是一个有高度自制力和清心寡欲的基督徒,而是一个执着于世俗生活和个体生命现实意义的人。他真正所要体认的并不是神秘的信仰世界本身,而是现实中人的炽热真实的感性世界;他要通过对这感性世界的真实领悟感受生命的存在、自我的存在以及生命的意义,探索另一种意义上的“人”的内涵。由此,我们也许找到了认识“死亡诗人”诺瓦利斯的人文切入口。

  提示语:法国大革命一声炮响,震撼整个欧洲,敏感的知识界顿时失去平衡,产生了精神危机,浪漫主义运动便是危机的反照和产物。德国社会经济落后,处于四分五裂状态,资产阶级软弱,因而其浪漫主义别具特色,起步较早,影响深远,以致有人把德国文化等同于浪漫主义文化。

总之,在“黑夜”中洞悉光明,在“死亡”中感悟生命,在极度的苦中体悟深沉的爱,这就是所谓“死亡诗人”和“黑夜诗人”诺瓦利斯的诗致力于追求的境界。在此,我们可以看到诺瓦利斯对人的个体生命的执着,也可以看到德国浪漫派“消极”、“病态”背后的另一种积极执着与健康向上,另一种对“人”的发现与诠释。

“狂飚突进运动”是德国浪漫主义的先声。对法国启蒙哲学的排斥和批评,集中表现为对理性主义的否定。而他们把启蒙哲学“冷冰冰”的理性主义看成法国的文化霸权,认为启蒙哲学从宗教的蒙昧主义中解放了人的理性的自我,却又通过对理性的过分强调而蒙蔽了感性的自我,遮蔽了人的心灵与情感的多姿多彩和矛盾冲突。在某种意义上,启蒙思想家在张扬了人的理性思维与感知能力的同时,忽略了人的感性与直觉的体悟能力;在肯定了理性自我的同一性与稳定性的同时,又忽略了感性自我的差异性与多变性。

由此,再联系诺瓦利斯对“死亡”的歌颂,又可以看到,他描写的“死亡”背后隐逸的强烈的生之欲望。也是在他的《夜的颂歌》中,一如借黑夜突出自我对生命的感悟,诺瓦利斯也是借“死亡”对生命的威胁、“死亡”对人的心灵引起的恐惧与震颤,去更强烈而真切地感悟生命的存在。在“死亡”中“猛烈地沉睡与爱”,表达的正是在生的状态中难以感受的强烈的生命冲动和爱的体验。因为有生命,所以有死亡;把死亡视为一种另外形式的生命的存在,那么生命也就成了永恒;于是,歌颂死亡,也就是歌颂生命。诺瓦利斯通过对“死亡”与“爱”的诗性描写,力图表达的是对生命有限性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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