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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经济的关联,文化生产力

日期:2019-07-31编辑作者:科技产品

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复杂难题和严峻挑战。自然—人—社会的链条不断发生缺损,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身关系的失衡、紧张甚至冲突。如何走出“物质时代”的困境?人们从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多方面寻求途径。

中国发展到过剩经济时代,物质需要已经能够得到满足;但在精神生活方面,中国的文化供给远远落后于文化需求,因此还处于“短缺”状态。但精神生活的“短缺”与物质生活的短缺不同,不可能仅仅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得到克服。文化需要的满足方式全然不同于物质需要的满足方式,试图以后者代替前者必然导致需要的异化。需要的异化乃至欲望的病态化,是主体化资本对人的身心实行全面控制的必然结果。只有以需要经济学代替“偏好”经济学,我们才能看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市民社会向人类社会转型的潜力,为转型时期的理论创新奠定基础。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导致“物质时代”困境与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走出困境与危机也必然需要多种途径。但经济第一、物质至上、单纯追求经济无限增长的“物质主义”的膨胀,是造成当下人类文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人类要转向的“新文明”,应该是由“物本位”向“人本位”的转换,其具体内容是由满足“物质需求”到满足“精神需求”的转变,是人类文明由“物质时代”向“精神时代”转换。这一转换的内容和要求,决定了作为创造和生产精神文化产品的现实力量——文化生产力,必然在这次文明转化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新文明转化的一种直接现实力量。

经济;文化;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文化需要;市民社会;人类社会;理论创新

文化生产力是创造和生产精神文化产品的能力,是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的现实力量。作为经济与文化高度融合的产物,文化生产力具有物质属性与精神属性的双重特征,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它具有一切生产力所具有的客观性,但其本质特征是精神性或意识形态性。文化生产力的根本价值或终极价值,在于创造和生产丰富而健康的精神文化产品,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文化生产力是一种通过物质力量来释放和发挥精神力量的一种生产力形态。当然,只有在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文化生产才能真正做到生产健康的精神食粮,在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中,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提升人的文化品位、塑造人的灵魂。

摘要: 中国发展到过剩经济时代,物质需要已经能够得到满足;但在精神生活方面,中国的文化供给远远落后于文化需求,因此还处于“短缺”状态。但精神生活的“短缺”与物质生活的短缺不同,不可能仅仅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得到克服。文化需要的满足方式全然不同于物质需要的满足方式,试图以后者代替前者必然导致需要的异化。需要的异化乃至欲望的病态化,是主体化资本对人的身心实行全面控制的必然结果。只有以需要经济学代替“偏好”经济学,我们才能看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市民社会向人类社会转型的潜力,为转型时期的理论创新奠定基础。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来理解,人类文明的内核应是人自身的发展状况和生存状态。人类文明进步的本质在于人的存在状态优化与人的发展状态提升。人类文明发展的实质,是人类自身如何摆脱初始的野蛮状态走向文明状态,并不断推动文明向更高层次演化的过程。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二分法”出发,可以把人类文明理解为“物质时代”和“精神时代”。“物质时代”就是马克思所讲的“史前时期”,迄今为止人类依然处于“物质时代”。真正的“精神时代”是共产主义社会。尽管这一时代离我们还比较遥远,但人类每前进一步都是向它的迈进。“物质时代”是以物质生产力为主的时代,是一个以物为本的时代,基本物质生活资料的谋求是压倒一切的活动。“精神时代”则是以追求精神充实、情感体验、自由个性的时代。在物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人类社会将告别物质的绝对匮乏,摆脱“物质的纠缠”,超越“物的困扰”,人类一切生产活动都将充满人文关怀,人的生存方式将呈现出“生产性”和“生活性”高度结合的特点,将由“生存”转为“优存”,由“谋生”走向“乐生”。真正的“精神时代”就是共产主义,是奠定在物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前提和基础上,实现了生产资料社会公有、生活资料按需分配。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物质生活资料无须以强制劳动为代价获取,人便在一定意义上最终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的人的生存条件。

关键词:经济/文化/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文化需要/市民社会/人类社会/理论创新

当代人类在反思人类生存困境及其根源时,更多地注重哲学观念或思维方式指导上的失误(如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科学技术发展的片面性以及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等,却忽视了导致人类困境的最直接、最现实的根源——人类实践活动自身的问题。文化生产力为解决人类文明的危机与困惑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和新途径。这看似一种偶然与巧合,而实则人类文明发展之必然。正如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产生阶级对抗的同时也创造了解决对抗的条件时曾说的那样:“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

作者简介:马拥军,哲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新文明的转化不能自然而然实现,而是需要诸多条件作为保障。其基本条件可以归结为物质条件、主体条件、制度条件。一是物质条件。社会物质生产的高度发展是最基本的条件。虽然“物质主义”导致了人类的困境,但我们从不否认物质生产对人类文明的基础和决定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列宁强调“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二是主体条件。新文明的实现,既是人们通过社会生产自觉干预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人们内在精神素质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生产和消费都是由人类进行的,人是生产和消费的主体。生产主体与消费主体自身的状况如何,不仅直接影响着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及其结果,也直接影响到人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及其结果。精神文化生产的特殊性对于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塑造文明的文化生产主体与文化消费主体,使文化生产力能够持续健康的发展,成为人类新文明转换的主体保障。三是制度条件。对文化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制度因素的分析,可以避免那种离开生产关系和社会历史条件抽象研究文化生产力的偏颇。对文明转换的考察不能离开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制度。事实已经证明,即使具备了高度发展的物质生产力这一基础条件,人类也并不能自然而然地走出自身面临的困境。因此,要实现文明的转化,还需要先进的社会制度作为保障。社会主义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先进制度。社会主义通过大力发展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为人的自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为人类走向新文明开辟了广阔道路。

人类已经进入过剩经济时代。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人类物质需要满足之后,会进入一个文化需要凸显的时期。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由“市民社会”向“人类社会”转型的时期。遗憾的是,由于实践的需要未能转化为理论的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诞生到今天,人类走了过多的弯路。在一个普遍联系和有机发展的时代,单凭感觉是不能把握真理的。理论思维必须超越感觉的局限性,把现象层面的常识上升为本质层面的科学。这正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使命。在这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正面和反面的借鉴。

(李春华,作者为2015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作品《文化生产力与人类文明的跃迁》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一、问题的提出

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一开始,就大胆地摆脱理论思维,凭感觉提出了一种彻头彻尾的错误观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过时了。在他看来,马克思属于“古典”时代,那时候“语言学与物质生产中的价值机制有完整的对应关系”,价值的结构维度和参照维度联系在一起;“然而现在,参照价值为了惟一的价值结构游戏的利益而被摧毁了。……现在是另一个价值阶段占优势,即整体相关性、普遍替换、组合以及仿真的阶段”[1]3-4。鲍德里亚大声宣布:“这是劳动的终结、生产的终结、政治经济学的终结。”“这是能指/所指辩证法的终结……这同时也是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辩证法的终结……这是话语线性维度的终结、商品乡情维度的终结、符号古典时代的终结、生产时代的终结。”[1]6

鲍德里亚错了。马克思自己明确地把他的著作定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不是“政治经济学”。鲍德里亚当然知道这一点。遗憾的是他根本就没有读懂马克思的著作。同众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一样,他对《政治经济学批判》或《资本论》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不甚了了,误以为马克思缺乏对“消费社会”的把握,因而陷入了“生产范式”。这错得太离谱了。不要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阶段,马克思早在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初期,在批判“国民经济学”的阶段,就已经明确区分了“异化的需要”和“病态的欲望”,对于异化、物化和幻化的现象作了旗帜鲜明的理论分析。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更是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有机关系出发,解剖了现代市民社会的市场基础。鲍德里亚完全不理解这一切,难怪他同“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把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混为一谈。在《象征交换与死亡》的结论部分,鲍德里亚明明说“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分析是批判性的”,却又顽固地认定“这些分析却没批判自己领域内的区分,它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区分是自己得以建立的基础。……它们以此名义输出自己的概念,并使自己帝国主义化”。鲍德里亚错了,完全错了。这种指责用在弗洛伊德身上恰如其分,用在马克思身上却只表明了他对马克思的曲解、至少是误解。马克思并没有把“生产方式”这一“初级过程”变成“不可还原的规定性模式”[1]321,相反,他明确地把“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对“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生产的制约称为“市民社会”的原则,因而也是“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的原则[2]591-592,认为“人类社会”必将超越这一原则。

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只不过是“市民社会”的回光返照。他所说的与象征交换联系在一起的死亡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死亡。如火凤凰涅槃一般,从它的灰烬中将产生出崭新的“人类社会”:以共产主义为基础的新型社会形态。马克思确实没有看到20世纪以后的新现象,但他早年通过哲学批判,后来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特别是通过对过剩经济的分析预测到了这一切现象。我们需要做的是把握资本本质的自我否定,并用本质的自我否定说明新现象的产生机制,而不是为新的现象所迷惑,导致本质、现象不分,更不是让新的现象遮蔽旧本质的自我否定。只有通过对资本本质之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认识,才能准确把握当前人类所面对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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