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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供给侧结构性

日期:2019-07-31编辑作者:科技产品

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理论基础,已成为经济学界的一项重要理论任务。

自从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学术界热衷于用各种经济学流派的观点加以解说,其所形成的滔滔之势反而混淆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真实目标、内在逻辑和理论机理。澄清认识误区,正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对于深入贯彻落实这一改革举措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经过一段时间的争鸣和探索,我们发现在理论上还存在一些走偏的倾向。有的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简单归结到各种西方理论流派之上,如凯恩斯主义、供给主义、里根经济学、撒切尔主义、结构主义、新制度主义等,试图从中寻找现成的答案;有的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归结为空洞的教条和简单的理论批判,在纯粹理论批判的过程中忘记了理论的构建性和改革的实践性;有的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泛化,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为一个无所不包的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甚或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为“结构调整”,将“全面改革”理解为“碎片化改革”等。这些都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和实质,提供的所谓“答案”和“药方”也只能是谬以千里了。

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存在理论误读

如何廓清认识,正确理解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就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鲜明有力的回答。我们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种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综合性集成创新,是中国经济和中国模式在新时期一次探索性的大改革和大调整,难以从传统的理论流派和思潮中找到现成的理论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一方面,必须顺应全球经济发展的潮流,适应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使命,扎根于当代中国的创新实践之中,并为中国经济领域面临的各种问题提供建设性的解决思路。另一方面,必须具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承性和理论方向性,与时俱进地发展、充实和细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才能避免主流理论缺失所出现的理论混乱。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从理论到实践不断探索的结晶”“是继‘新常态’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就是吸收各种现代经济学成果,结合中国实践和面临的新问题,进一步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形成的以经济新常态理论为内容的新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按照这种认识,我们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应当把握好以下几个政治经济学维度:

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误读,其理论来源大致包括以下几类:一是以萨伊定律为核心的新古典理论;二是以传统供给经济学为内核的新供给经济学;三是以发展经济学为核心的各类结构主义;四是以保守主义、货币主义以及供给主义为核心的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五是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性改革理论;六是以产权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为核心的新制度主义。但是,这些理论都不能成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和工具箱,主要原因是:

从社会主义本质论出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本质上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不断调整,以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核心标志就是不断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满足全国人民福利水平的提升需求。正是从这种本质论出发,我们可以很好超越各种流派所局限的“市场”与“政府”、“国有”与“私有”等二元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中的困境,将各项政策和改革的落脚点放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本质之上。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包含多重任务。从长期看,积极制定各种创新战略,实施创新驱动是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之举;从中期来看,制定战略新型产业计划,积极推动产业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是发展生产力的核心步骤;从中短期看,积极克服各类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带来的扭曲,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是解放生产力的核心内容;从近期来看,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内容的“五大攻坚战”是解放生产力的切入点。因此,微观层面的市场主体再造、中观层面的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的重构、宏观层面的调控体系改革与运行体系的疏导,都应着眼于此、着力于此。

萨伊定律所倡导的“供给自动创造自身的需求”“宏观经济不需要进行需求管理”等主张,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机理相冲突。从萨伊定律出发,市场不可能出现全面的生产过剩,这与目前大规模的产能过剩显然并不一致。萨伊定律所提出的政府不干预原则,也显然难以治理当今时代的经济问题。

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所有制理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必须重视解决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体系方面存在的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要从所有制问题入手,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核心,构建适应新的战略机遇期、新技术发展和新产业发展的新型所有制模式。国有企业改革本质上是坚持“效率导向”“能力导向”和“市场导向”,构建能够持续发展生产力的新型的、动态的所有制结构体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一是要通过购并和破产等方式,解决国有经济中大量的“僵尸企业”,清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病灶;二是要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构建国有经济的全新所有制基础,完善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的竞争体系;三是通过组建多层次的创新体系,充分发挥政府、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在不同创新环节、不同创新模式上的作用;四是通过发展战略性产业,构建适应全球化竞争的市场主体,在全球化新的分工体系中实现技术与产业跨越式发展。

供给经济学应对的核心问题是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问题。然而,目前中国经济并不存在“滞胀”。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几大问题集中体现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外需下滑、基本增长动力源变化导致的增速下滑、产能过剩以及制度性与机制性问题累积下的结构扭曲等方面。供给学派所开出的减税和削减福利等药方,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根据政治经济学市场运行理论,市场供求的失衡不仅意味着需求不足或供给过剩,而且在于社会再生产的四大环节都出现了问题,是多环节的市场失灵。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从消费环节来寻找产生问题的根源和探寻解决问题的答案,不能简单从凯恩斯主义或供给学派来寻找答案,而是必须着眼于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多个环节。其中,生产环节中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企业的劳资关系、治理体系以及竞争体系尤为重要,是很多资源配置问题的根源所在。当前中国所出现的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结构性扭曲以及大量的风险问题,都必须从整体调整、全面改革、协调发展的角度来展开。比如,消费不足的核心原因在于分配问题,而分配问题的核心在于劳资关系和生产体系的权力关系出现了扭曲,纠正消费不足的问题并不能依靠凯恩斯主义所倡导的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而应该在生产领域积极改造扭曲的劳资关系、全面重构企业的权力体系,同时强化国家的再分配功能,改变过分不平衡的初次分配结构。

结构主义兴起于上世纪50年代,主张用国家干预和大规模投资等措施来突破落后国家在“低水平均衡”上所面临的各种瓶颈性约束。其实质是主张干预主义和非均衡主义,明显与中国完善市场机制、促进均衡发展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改革目标相冲突。

根据政治经济学的政治、社会与经济互动原理,市场体系出现系统性问题,并不仅仅是市场运行环节出了问题,还意味着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也存在冲突之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系统的刚性结构约束了经济系统的波动,从而导致价值规律难以得到很好运行;二是利益关系固化和权力越界,干预市场配置资源,妨碍了价值信号有效形成。因此,一场旨在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大改革和大调整,不能止于进行需求管理和市场体系的改革与再造,还需要落脚于“调整利益结构”“重构政府管理模式”和“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正是基于这种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核心,以适应经济新常态为背景,以“五大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五大政策支柱”为工具,以“五大攻坚战”为突破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将在全面吸收这些最新理念和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实现新的突破、创新和发展。(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是哈耶克的保守主义、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以及拉弗的供给主义的混合体和变种,其在所有制上的完全私有化、在运行上的完全市场化不仅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与中国持续改善民生、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相背离,而且难以解决中国面临的复杂问题。

华盛顿共识以“快速私有化、快速自由化以及宏观平衡”为内容,拉美和东欧的结构性改革已经证明了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因此,以之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性改革不仅在政治上不具有可行性,在经济上也存在致命缺陷,它所开出的药方自然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

新制度主义虽然抓住了改革在本质上是一场制度创新这一要点,但其简单的私有化逻辑难以适应当前中国多层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肩负的“宏观稳定 消除扭曲 新动力机制培育”的大改革大调整任务,需要超越简单的产权体系改革。

深入研究这些理论误读,可以发现它们存在共同的问题和困境:

一是简单分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供给侧”等同于供给经济学,“结构性”等同于结构主义,“改革”等同于制度主义。这种简单化表象化的理论解读具有很强的误导性,容易使公众认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于简单的减税、简单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或者简单的政府管制或计划。事实上,这些简单化的政策主张都没有抓住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任务,甚至与之南辕北辙。

二是先验假定需求管理和总量管理失灵了,因此各类政策应从需求侧管理全面转向供给侧管理,理论基础应当彻底转向各类反凯恩斯流派。这种观点显然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此次以美国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新兴市场汇率大动荡为主要内容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以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工业品市场萧条、新兴经济体产能过剩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实体经济危机与上述理论流派所适用的20世纪70—80年代的“滞胀”具有本质性的区别;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同样不是“滞胀”问题。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不拒绝需求侧管理,而且在很多环节需要需求侧管理进行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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